我是属于被放逐的那拔人，那一拔人，包括了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还有四川老绵阳工厂的职工子第，那拔人，现在早已各奔东西了，有返城指标的上海知青，大多都已经离开，留下的多是在上海已经举目无亲的，或是还留恋着黔山秀水的那片秀色，在此终老；回北京的也不在少数，大多是家里有点背景，托着关系终又在流放N年后又恢复了皇城根儿子民的荣誉；还有四川老绵阳的，长辈的就不说了，我一失散多年的同桌，后听厂里人说，现在南京长虹办事处做了老大，早已初为人妇，把父母接走了。有点儿本事的，下海的下海，经商的经商，我的几个北京哥们儿，至今仍和我还并肩战斗在珠江三角这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当夜幕降临时，把酒当歌，遥望远方，仿佛一切都如昨天一样，我的生活，不曾走远。。。那是我记忆最深和我深深怀念的地方，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小时候，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平房下面那片梨树林梨花雪白盛开，白白的一片，带着花香，那是我至今看到过的最美丽的梨花。夏天的时候，放学后偷偷的几个小伙伴跑到松树包下面的小河里游泳，抓螃蟹，被父亲知道后也少不了一顿巴掌。有时候会约几个同学一起爬学校后面的白岩角，一般都是沿学校后面的松林小路从白岩角山后上山，虽然正面也能爬上去，但是快到山顶的时候有一段陡峭的地方非常危险，但那时候好象也不知道什么是危险，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有点后怕。站在白岩角山顶一揽众山小，远远的可以看到兄弟厂504，还有农校、党校，山下的稻田象一幅美丽的油画又象一幅美丽的地图。以下是记忆中的二三事。。。

　　　　　　　　　　　　　　　　　　　　　　　　露天电影

　　“今天晚上8点钟在灯光球场放映电影，国产战斗片地雷战、渡江侦察记，欢迎同志们前往观看”，每当听到广播播报放电影的时候心情都非常激动，有的人甚至中午就占好了“有利地形”，一般都是在灯光球场用粉笔画一块方块，里面写上“有人”，或者搬几块石头或者空心砖就算占好了地方，有时候为争地盘还时有发生“战斗”。那时候电视还没有那么普及，看露天电影算是唯一的视觉享受，看电影的人非常多，整个广场黑压压的一片，甚为壮观。“跑片”可能是那时候露天电影的专用词，那时候一般都是放两部电影，和504交叉播放，厂里会派一辆卡车两个厂来回跑，我们会爬到卡车上跟车来回跑，那时候也是一种乐趣。有时候电影放到一半下起了大雨，成群的人朝台阶上的大食堂跑，乱哄哄的，凳子的碰撞声和找人的呼叫声混成一片，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为了看一部电影，为了占有一个好的位置，竟然不顾一切。电影的内容经常是我们小孩子第二天上学时候议论最多的内容，下课的时候聚在一起谈论模仿电影中的镜头，电影中经典的台词至今都还记忆犹新。现在回想起来，那样的感受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神秘地名“鱼塘边儿”

　　“鱼塘边儿”这个听起来不是地名的地名是112的“市”中心，外来的人都觉得这个名字很迷惑，因为在112你根本找不到鱼塘，那只是建厂早期的时候挖了个大鱼塘，但后来填了起来改成了运输队，找不到一点鱼塘的痕迹了，但名字却一直留了下来。鱼塘边儿是112最繁华的地方，商店、银行、医务室、菜场、车队都集中在那地方，也是112的“大十字交通要道”。附近有个农民一个自发的小集贸菜场，父母下班的时候都会去那里买菜，在那周围还聚集了好几家厂里私人开的小商店和米粉店，平常需要买的生活用品应有聚全，在那个时候还算是非常的”繁华“。最近在网上看到112鱼塘边儿的照片，门庭稀落、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早已没有了当初的繁华。

　　　　　　　　　　　　　　　　　　　　　　　　赶集

　　在112附近4-5公里有个叫邦水的地方，那时候叫栗木公社，星期天的时候经常跟父母去赶集，112的人叫去赶邦水，从112到邦水的路上两有个很奇特的小山，形状象两个馒头紧紧的挨在一起，人们称之为“奶头山”，虽然山不大，但也是112的一景，从都匀坐车回112，看到“奶头山”就说明马上就要到家了。小时候跟着父母去赶邦水赶集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走几公里的路可能就是为了能够得到一块一毛钱就能买到的米花糖，虽然现在超市也有卖类似于那种米花糖的，但吃起来完全没有小时候那种美味。我都忘记邦水那时候叫"栗木"公社,只记得公社书记的崽(同学)叫王老揪,初中毕业后去都匀当了"匀称四虎",后来没晓得遭捉没得,记得80年代的都匀,痞子烂崽象是城市英雄一样,112那时候比较出名的烂崽记得好象有廖红文\李一胜/李龙/周贵兵...几个,其中李龙是我的北京老乡，后因在贵州都匀把人给捅了，据说是为了一个女人犯了混，最后给法院判了死刑，他的父母现在还在北京，每当想起此事，便老泪纵横。

　　　　　　　　　　　　　　　　　　　　　乐队、舞会、大食堂

　　说起112的乐队在那个时候还是小有点名气的，都是一帮北京纯爷们儿，队长大家都叫他凤老三，吹单簧管，也叫黑管。电子琴王金龙，架子鼓王海锋，那鼓打的真不错，小号邵老四，吉他手王金新，其他的乐器还有老鸡、老狗几个人。我二舅是拉小提琴的，人叫老段。虽然不是专业乐队，但演奏的歌曲还是有声有色的，这股摇滚新势力一度甚至影响到了整个湘黔周边地区，由于母亲是湖南人，所以在当时的鼓励下，这支还略显清涩的乐队便通过我母亲的牵线来到了位于贵州与湖南边境的一个小县城--新晃去做了演出，同去还有一个北京女孩儿，大眼睛，挺水灵的，凹凸有致的身材，在乐队里是任主唱，全名记不起来了，但队里的每个人都叫她小柯。我那时还小，但已略懂五音了，在那个浮燥的年代，一大批如《站台》，《等等》，《一无所有》这些歌曲顿时在那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像炸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我的嘴里也习惯性的哼着如“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就如贾章柯导演的《站台》一样，喇叭裤、烫头和流行音乐，八十年代的生活象一块大石头压在心头，真像是在回忆一个仍在生活与歌唱中进行抉择的世界。在飘荡的青春，在112，在湖南那个不起眼的湘西小县城，从此便有了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记得当时在那个县城里的混混还为了这位北京姑娘小柯而冲冠一怒为红颜，不许任何的其它人来骚扰，好像此花只为他而开，每一次的演出，不时的会有一些人来滋事，闹场，都被这位地头大哥给挡了回去，乐队里的人，包括我的母亲都是很感激他的仗义之情的，当然，心里也都跟明镜似的，这都是冲着人小柯呢。后来，这位大哥还被乐队带回来了贵州都匀112，在那里生活了一些个日子，是我的北京老乡李龙大哥接见的，在此便称做是《双雄会》吧，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相谈甚欢，自那以后我才知道那位大哥本姓姚，因处于湘西，这让我联想到了《乌龙山缴匪记》里的那个田大榜，其真实历史人物应该叫姚大榜，在解放后就是在新晃那个县城被公审的。我不知二者有何干系，但姚大哥身上的匪气我是看得见的，为了追小柯，不远千里，支身一人来到我们军工厂的腹地，此君也算是性情中人了，不过最后也是不了了知，小柯结婚了，嫁给了贵州当地人，乐队里的几个，包括我二舅，因为母亲的关系，还有在湖南演出时留恋于湘妹子的多情，后都调到了湖南的地方单位，他们，应该是离厂比较早的一拔人。

　　在若干年后，我在来到那个小县城时，也时常会看到那位曾经的姚大哥，虽然过气了，但面儿还在，记得有一次几个吸粉儿的问我要钱，都被他挡了回去，还时不时的跟我回想过去的那些个事儿，还问过小柯，我说一切都安好，大家都很好。大哥很平静，平静的在任何时候都显得很理解那些悄然而来的变化，这种态度非常令人感动，但他仍然会被这些变化所淹没。

　　唯一不变的是每个周末在大食堂厂里定期举办舞会，跳舞的人很多，有时候附近党校和504厂的人也会过来跳舞，每个周六的晚上，大食堂就成了歌舞的海洋，在那生活枯燥的年代也算是给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记得那时候很流行一种叫“鸭子舞”，和“霹雳舞”的，特别是鸭子舞，跳起来还真有点象鸭子的味道，如果现在再有人跳那种舞就会被人们看作另类了。那时候厂里的效益还算不错，各类文体活动举办的都比较好，在整个083企业里应该也算非常不错的了。多少年后，再回想起112的乐队、舞会那只能是记忆中美好的一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