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当我辗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13岁的老大、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儿都还
暂时留在中国。选择在那时回到以色列,完全是穷途末路: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二战
时逃亡到上海,并在那里生下了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们,12岁那年父
亲去世,我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我在上海铜厂当体力女工。结婚生下3个孩子后,丈
夫离我们而去。留在上海,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正好那时中以正式建交,怀着一种
逃避的心情,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我不懂得那里的语言(父亲教的古希伯莱语
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在特拉维夫
的大街上,我压根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
孩子接到我身边。我苦攻希伯莱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投
资最小的小摊卖春卷。
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2块钱,更小的币值是雅戈洛,1谢克
尔等于100雅戈洛。我的春卷小摊,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
当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后,1993年5月,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
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以前在国内时,我一直秉承再
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到了以色列以后,我依旧做着我合格的中国式妈妈:我把孩子
们送去学校读书,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卖春卷。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们就来春卷
摊,我停止营业,在小炉子上面给他们做馄饨下面条。
一天,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我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已经是
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
物一样。"然后,邻居转过头训斥我:"不要把那种落后的中国式教育带到以色列来,
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
邻居的话很伤人,我和老大都很难受,回家后,我安慰老大:"没事的,妈妈能撑住,
我喜欢照顾你们。"可是,老大说:"也许,她说得没错。妈妈,让我试着去照顾弟弟
妹妹吧……"
第二天是祈祷日,孩子们中午就放学了。来到我的小摊,老大坐在我旁边,学着我的
样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馅,卷成成品,然后入油锅去炸。他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笨
拙,但是后来越来越熟练……
老大身上的转变大得连我自己都想不到,除了帮我做春卷,他还提出由他们带做好的
春卷去学校卖给同学。每天早上,他和弟弟妹妹每人带20个春卷去学校,放学回来的
时候,会把每人10谢克尔的卖春卷收入全部上交给我。我觉得很心酸,让他们小小年
龄就要担起生活的担子。可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我想象的那种委屈,他们说他们慢慢
开始喜欢这种赚钱的感觉了。
邻居太太经常来跟我聊天,告诉我正规的犹太家庭应该如何运作,应该如何教育孩子
--犹太人从来不觉得赚钱是一个需要到达一定年龄才能开展的活动,与中国的"教育从
娃娃抓起"一样,他们始终觉得"赚钱从娃娃抓起"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邻居太太告诉
我,在犹太家庭里,孩子们没有免费的食物和照顾,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每个孩
子都必须学会赚钱,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手段比较残酷,不
是那么容易接受。但是,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着这样的理念。他们比我更容易地接
受了这种犹太法则。于是,我决定改变以前在国内对孩子们的习惯,试着培养他们成
为犹太人。
首先,我们家确立了有偿生活机制,家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再无偿使用,包括我这个母
亲提供的餐食和服务。在家吃一顿饭,需要支付给我100雅戈洛的成本费用,洗一次衣
服需要支付50雅戈洛……在收取费用的同时,我给予他们赚钱的机会,我以每个春卷30
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他们带到学校后,可以自行加价出售,利润部分可自由支
配。
第一天下午回来以后,我得知3个孩子卖春卷的方式竟然截然不同:老三比较老实,按
照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零售,赚到了400雅戈洛;老二则使用了批发手段,40雅戈洛
一个直接将春卷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尽管只有200雅戈洛的利润,但他告诉我餐厅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