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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xx所子弟学校正式成立，我成了该校第一批学生，也是第一批红小兵。当时学校的学生不多，5个年级一共只有70多名学生。
我们三年级分配在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小教室，8 名学生，4张课桌：我和康英同桌、吴岚和刘海梅同桌、吴春华和朱英同桌、张贵琴（已记不太准确）和刘海云同桌，其中我和吴春华、吴岚是男生，另外5名同学是女生；刘海云和刘海梅是同胞姐妹；吴岚和康英是军代表子弟。
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姓李的女教师，她的丈夫也是一名军代表，她的女儿潘琳比我小一年级，潘洁比我小三年级。李老师人很慈祥，对学生是非常地关心，只可惜我一直不知道李老师的名字。
在26所的日子里，我度过了此生最痛苦也最难忘的生活阶段。
我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思想的男人，母亲有2次机会参加工作，都被我父亲以在家带好孩子为由拒绝；为此，母亲一提起此事就懊悔不已。
我的母亲则是一位典型的家庭妇女，她能忍受父亲的暴力行为，并且把这种暴力行为转嫁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我从在xx所、xxx厂、瓮桃小学读书时形成的贪玩习惯也带到了xx所子弟学校。有一天放学后，我和几名同学玩烟标（香烟的外包装），回家晚了，晚上母亲在我睡觉前用竹条子痛打了我一顿。第二天早上，在上学的路上，我摸着手上、脚上还在疼痛的伤痕，伤心地哭了起来，想着我的母亲怎么会那么狠毒地对待自己的孩子。
当天下午放学后，我又和同学玩起了烟标，等听到广播后发现已经到吃饭的时间了。想起昨晚的遭遇，我不敢回家了，开始我此生的第一次逃夜。
我跑到一个菜园里偷吃了一个老黄瓜（后来才知道那是刘海梅家用来做种的黄瓜），之后又跑到托儿所，发现托儿所的窗子没关，就从窗子爬进去躺在摇篮里睡觉。夏天的晚上，蚊虫很多，根本无法入睡；夜深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恐怖的鸟叫声（长大后，看了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节目后才知道那是猫头鹰的叫声），幼小的我害怕极了，窗外玉米叶被风一吹，发出的沙沙声也吓得我大气也不敢出。
终于等到天亮了，我在托儿所的外面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被大人发现后把我送回了家，结果自然是得到了母亲的又一顿痛打。
下午，我背起书包到学校上课，李老师向我了解情况后，亲切地嘱咐我以后不要再贪玩，要做妈妈的好孩子，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有一次，我被同学欺负，心里很不服气，便与同学对打起来，在撕打的过程中把同学的脸上抓了几条血痕。晚饭后，同学的家长找上门来告状。临睡前，母亲不分青红皂白，根本不容我任何解释，就又要准备痛打我一顿，这次我进行了反抗，抓住竹条子不放手，心狠的母亲居然用斧头背面“轻轻地”（母亲自己的语言）敲在了我的头上，我的头涌出了鲜血，当天晚上，母亲居然不给我清洗头上和脸上的血。第二天早上，母亲仍然不允许我洗脸，要我带着血迹到学校上课，向老师和同学们“展览”。
自然，我是不会去上学校了。后来，陈匀生的妈妈看见我，问清情况后带我到她家，帮我洗清了头上和脸上的血迹，并带我回家，责怪母亲不应如此对待自己的孩子。
当天晚上，李老师来到我家来看望我，看见李老师我失声痛苦，李老师也留下了眼泪。
那天晚上我心里默默发誓：我长大了一定要“杀掉”母亲。
我现在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当时不是在交通不便的大山里的三线厂生活，我的逃夜行为将会使我走上一条什么样的人生之路呢？极有可能会被坏人引诱走上一条犯罪之路。
在这里，我也想告诉天下所有的父母亲们：你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使用暴力教育行为，因为你们的暴力教育行为将会给孩子留下极大的阴影，甚至会使孩子走上犯罪之路，给家庭、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