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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线的日子里（八）
国庆节在家里我遇见了好多同学，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了解到除xx三大基地的部属院校外，属于教育部的省外贵州籍大学毕业生回贵州后，贵州省地方政府都给予了“安家费”，而贵州三大基地的贵州籍大学毕业生分配到三大基地却没有享受到同等待遇；回想起86年元旦节时当年即将毕业的省外贵州籍大学生们都得到了贵州省教育厅的新年慰问信，鼓励他们回到自己曾经工作、生活过的贵州家乡，用他们学到的知识建设自己的家乡；而属于贵州三大基地的部属院校贵州籍大学生却没有收到新年慰问信，我真是有种愤愤不平的感觉：我们不是亲娘养的孩子。
牢骚归牢骚，工作还是要干的。想起三线的老职工，他们献了青春献子孙，不也还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么。
86年一晃就过去了。而87年的来临，却带来了我终生难以忘怀的记忆。87年春节晚会上，来自台湾的混血儿歌唱家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赢得了全国观众的一片喝彩声；然而当年的5月份大兴安岭就真的燃起了一把大火，很多人都开玩笑说就是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给烧起来的。
87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年头，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工厂遭遇了全国性的三角债，资金周转十分困难。x科长看我年轻，总是把我派往xxx基地的所属工厂去要债。xxx基地的所属工厂均地处大山沟里，交通十分不便。要是赶不上工厂的交通车，我就得步行到我要去的工厂。其中，我步行到过的工厂有xxx厂（幺铺-xxx厂）、xxx厂（平坝-xxx厂）、xxx厂（平坝-xxx厂）、xxx厂（扎佐-xxx厂）。
要债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其他部门的职工出差，是座上客，而我不仅不是座上客，还要遭受各种冷眼。我感受最深的一次是到xxx厂要债，和我同住一间房的一位来自南京511厂的姓奚的同志，他是由xxx厂技术科负责接待的，当他知道我是来xxx厂要债没有单位接待后，硬拉着我跟他与501厂的技术科招待人员一起就餐，当时我的心里真是不好受。
当然了，既然是三角债，不光是别的单位欠我们厂的债，我们也欠别的单位的债。当时我们厂的主要原材料供应单位是重庆特殊钢厂，钢厂同样也在追我们要债。当时我负责材料会计核算，每次钢厂的托收到了以后，我们也总是在材料价格上和钢厂发生异议（当时钢材价格调价频繁），我们或是部分拒付或是全额拒付。这引起了钢厂的不满，于是钢厂要求我厂派人先对账、后付款，否则停止供货，责任由我们自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厂派供应科的郑xxx科长和我出差重庆。在钢厂财务处，钢厂的财务人员盛气凌人，使x科长大为不满：“想当初，我们厂为钢厂研制xxx高工钢（该钢材由我厂技术科xxx同志与钢厂技术部门联合研制成功，并获冶金部奖励）的时候，钢厂把我们视为座上宾，现在就这态度？”，我苦笑着说：“x科长，你也只遇见这一次罢了，我经常遇见，都习惯了，呵呵！”。
三角债问题从80年代后期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最后由国务院直接成立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进行专项工作，方才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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