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人气太低了,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哦…
我向三线朋友们详细说明一下,不是作弊哦。
北京,去过好几次了,逛过军博、故宫,还爬过香山。
第一次去北京先逛军博,每一枝枪都慢慢观赏,一天下来腿都硬了。
80年代我还读着成人大专,第一次逛故宫时居然遇上了前些天还在南宁一起上学的同学!我大叫一声,他就愣住了,左右看了看环境反映不过来。中国真是太小了哈哈…
一问情况,他是单位送到北京来读书的----当然要比自己去读的有前途了。
一问读书地点,就在我住地的马路对面。当晚,我如约找他玩。晚饭是在他们学校吃的,五星啤酒加红肠…杀了两盘围棋,还知道了中国公安大学跟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原来是一回事…还认识了桂林叠彩区分局长等…现在,他家早已搬到广州了。
几年后第二次去北京抽空爬了香山,又是跟朋友一起去的,哈哈。也巧了,这次是在招待所遇上了南宁市经济信息中心的几个朋友。
正值金秋,我提出去爬香山,他们都同意了。机会难得呀,出差北京不是总能遇上秋天的。白天工作时还挺高兴,到晚上就坏了,起风了。半夜睡不着爬起来看:大门的士兵把大衣都穿上了,北风刮得呼呼的…完了,全完了,我的香山红叶呀…多想看看中学语文课本上描写过的美丽的香山红叶呀…
第二天,我还不死心,可是只有一个愿意跟我去香山。
我们终于去了,我们爬上了鬼见愁,我们看见了山上稀稀拉拉的红叶…只有沟里掉落的红叶不稀拉!人生呀,不总是完美的。
上海,哈,我总是上海的匆匆过客。第一次到上海我五岁,跟着父母还有姥姥离开南京前往大三线的途中路过上海并住了几天。我们住在一个临街的小阁楼上,窗不大有几条竖铁栅栏。听父亲以后经常讲起我跟姐姐并排坐在窗上,四条腿伸在窗外晃荡。到贵州以后,父亲经常出差甚至长住上海,常说起自己只要路过那地方总是抬眼搜寻那扇窗、那几条小腿…明明知道我们姐弟俩此刻都在贵州了。
那几天父母都很忙,每天一早就出去了,很晚才回来。以后我大些了才知道,父母主要是买家具去了(后来他们还念道过当时一对小夫妻来买缝纫机,量来量去就差20公分家里放不下最后到底没买成,感叹上海住房紧张)。到贵州后,我家的大衣柜、五斗柜、方桌等都是那时候买的。质量可真好,一直用到现在…
我已经不太记得这几天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除了两件。
第一件是点印象,父母给我们买了两枝铅笔,一人一枝。铅笔不削没法用,可我们的削铅笔小刀都打在行李里托运了。我把铅笔一放就不管了,姐姐却拿着铅笔在水泥地上磨,后来总算是勉强磨出个笔头。直到现在,我眼前还能浮现出姐姐当年蹲在地上磨铅笔的样子。
另一件事就严重了,我闯祸了。
好象是快要临近离开上海的那两天了吧,我在家里瞥得难受,就自己一个人下楼去逛街去了。
说是逛街,不过是走到附近一个小胡同口,好象是一个板车上的书摊,看着花花绿绿的图书(现在想起来肯定是有红小兵期刊画册,因为每次父亲从上海回家都带回一叠,我们都很喜欢看的。当然,到后来就改订少年文艺了)不自觉就耽搁时间了。
当时的我还是很有把握自己回家的,都在一条大马路上嘛。可我没有这个机会了。
可能是我出来得晚了又出来得太久了,父母都已经回过家发现我跑了。后来父母在街上找到了我----其他的事记不得了,只记得父亲一遍遍的叫我背诵家的地址…这种事我在南京也干过一次,是天性?
现在想起来,可以体会到父母去找我时那焦急的心情。我给父母添麻烦了。
这是1971年夏天发生的事,因为我记得姥姥手里拿着蒲扇,上火车也拿着。
第二次是1987年,我去北京出差溜回山东老家了。回广西是从青岛坐船到上海(7千吨的长柏号),再坐179还是180次火车回南宁的。单位只给报北京到南宁的卧铺票部分,我来去都是坐硬座,一个来回能赚90块,可四个晚上坐着睡觉也不是闹着玩的。那时年轻,现在可不敢了,哈哈。
在上海,逛了外滩、南京路、动物园,有一次上公共汽车跟个胖大婶挤到一块结果谁都上不去…说实在的,上海的上车秩序比不上青岛。印象中外滩的老房很气派,地基都是巨大的整块花岗岩,现在建筑的封包石就太假了。可惜就是马路太窄了。在动物园记得一个小青年用根手指粗的竹竿挑逗山魈,给山魈一把把竹竿抓断了。我们南宁动物园可没这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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